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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3) 放宽历史的视界

发布时间:2019-10-31 16:28编辑:小说浏览(198)

    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非仅官僚作风。既称主义则必有思想上及信仰上的凭借。笔者根据李老著作及谈吐,综录这些思想上的因素,约有下列数端:官僚主义自视自然法规,业已被其网罗无余。如以“褒贬”写历史,作为千古定论,墨守“原始的假说”,即出于这种自满的成分。和古希腊思想家认为自然法规,须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发现,才能不断地展开,迥然不同。与中国君主制度不能分离。中国君主制度带有宗教色彩,和欧美的“政教分离”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称皇帝的文书为“圣旨”,皇帝的面目为“天颜”,发言则为“玉音”。也就是假借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做人间组织的主宰。因之君臣务必合作,融和为一体。强有力的君主,以官僚为其工具;柔弱的君主,则成为群臣的工具而不能自拔。因其如此,文官组织的权威,才有道德的陪衬,官僚的措施,也不容辩驳,相当于自然法规。(以上万历与群臣不协,才成为朝代的危机,以致两败俱伤。)此种制度施行时,必借力于思想上假设的成分。例如十岁儿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称为“君父”,在明朝亦不设摄政。皇帝为愚顽,群臣仍称之为睿智,皇帝为暴虐,群臣仍称之为慈爱。这也就是说:理想的至美至善,尽力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时,则假设其为可能。有时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而不放弃其形式。甚至以仪礼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实质。这制度总以上级的理想为准则,不以下级实际情形为准则。如实施困难,则由上级向下级施加压力。因之其整个制度上不尽不实之处,通常经年累月,积滞于下端。其最需要发生作用的地方,反成为顶不实际的地方。有时整个制度因之崩坏。传统历史家,惯称这局势为“腐化”。其实所列举证据,多无关大局。有时所列者实为结果,而非原因。其主因则系本身机构设计欠周全,环境变化,上层无法继续以压力强迫其下级,掩饰其组织上不合理之处。基于以上条件,中国官僚主义有其独占性。因在思想上这种制度声称“天无二日”,亦即是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不容第二者为表率。而其行政效率,也无力与较为合理的机构竞争。因其要保持其“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的立场,总是希望能闭关自守,如禁止人民出国,对外接触则以外夷进贡的方式管制都是见费正清John 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3)。。甚至永乐帝朱棣,以遣派郑和下西洋闻名,早在1404年已经通令民间之海船,全部改造为平头船,以防止其泛海《太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498,参见《太宗实录》,页0149。,都不出这种闭关自守的姿态。也即是其心理上为内向(introvert)。 中国官僚主义在对付此际问题时,起先已产生两种弱点。其一是思想上带有宗教色彩,先有唯心趋向。其二则其理想行不通,不能在立法上针对下层实况改革。而自称“体”与“用”不同,承认不合体制为当然;亦即是姑息违法。今日中国仍有此现象的遗型,是为传统习惯作祟,与社会主义无关。 以上所述,抽象的辞句为多。必须举出例证,以实际情形阐述,才能得其真髓。笔者在阅读《明实录》时,发现《太宗实录》内年终统计数字,可以解释前说官僚主义的真相,并可以揭露统计数字在明代史料中的实际意义。和以上理论陪衬,尤足将李老博士的见解,广泛介绍于一般读者。 《明实录》为朱明王朝根据原始资料撰集。明朝十六个皇帝,除建文帝朱允炆,景泰帝朱祁钰,被后来继位的皇帝视为非法,无庙号也无实录外(他们朝中的事迹则附录于继任的实录中),最后的皇帝崇祯朱由检,身死国亡,也无实录。其他十三个皇帝,共产生了十三部实录,合称《明实录》。现在通行的台北版,共一百三十三册。如稍为留心地阅看,即需要两年半以上的时间。 实录的撰修人虽想保持前后一贯的作风,这事实上无法办到。除以上所综叙的官僚主义思想在这一百三十三册文献中表现无余外,各部实录叙事有详简,着眼也有差异。有如初期以极严峻的态度,组织其帝国,中期以后,行政多显捉襟见肘的状态,作史者概须自圆其说,即不能贯彻始终。 实录内引用行政上统计数字,也因官僚主义的关系,前后不一贯,取舍无定则。例如《太祖实录》列有1381年及1391年全国耕地的面积,当系造《黄册》时的统计数目。此后各朝实录,即未继续。又例如全国军屯在1487年至1504年间,所记载的屯粮,每年都不出2 700 000石左右。而1505年至1518年前后十四年,则每年都是1 040 158石。七位数字,毫无增减。自1519年后即或记或不记;至1571年后即不再记。而自1522年至1571年间前后五十年,每年数目都在3 700 000石上下;而1567年一年,则只有1 800 000石全部数字表列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页215~216。摘录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其所记载含糊不明之处也很多。例如明代所铸铜钱,较各朝为少,较北宋为远甚。全汉升先生估计,全明铸钱“一共不过千把万贯”。本文作者估计只有八百万贯左右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页364。笔者《从〈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 7∶1,页135。现收入本书,见页1~32。。而《世宗实录》则称1533年皇帝“谕工部铸洪武至正德纪元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纪元号一千万锭”《世宗实录》(台北,1965影印本),7063。。而《明史》及《大明会典》,又针对上文注释:“每锭五千文”《大明会典》(台北影印,1957年司礼监本),1949《明史》。。按1 000文为一贯,则上述共9 500万贯。亦即嘉靖帝朱厚熜一年一次之内,发令铸钱数量,超过以上估计朱明王朝276年前后所铸10倍以上。其不可能已经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指出《中国货币史》,页426,444。。笔者更可加注,如此浩大的铸钱,其成本则为当时北京现款收入20年的数量。而当日铸钱的厂局,也必扩充到100倍以上,成年工作,才能达到所述的数量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然笔者作此文的目的,也不是劝说读者,将所有数字,全部视为具文。而是指出统计数字间表现其官僚作风之处,官僚作风追根到底则起源于官僚主义。因此证实李老博士所称有根据;而不是对前人所措施令人不如意之处,滥称其为“主义”了事。 朱棣于1402年取其侄朱允炆之帝位而代之。自1403年称永乐元年,至1424年去世,是为永乐二十二年。除最后一年之记录列于《仁宗实录》外,其他二十一年的年终数字统计见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见《太宗实录》,页 0488,0637,0743,0898,1027,1149,1301,1426,1554,1651,1723,1812,1907,1974,2051,2117,2182,2244,2300,2363,2421,及《仁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193。。是《明实录》中形式上最为详尽,而形式上最为前后连贯的一套统计。兹将其中最重要的七项数字列表检讨如下,以追溯其来源与出典。 赋税粮《太宗实录》中最重要的数字,为“赋税粮”。其单位为“石”,米麦不分。永乐朝内,其记录通常保持在3 100万石至3 300万石之间。特别的例外为1407年,为数不及3 000万石,1412年超过3 400万石,1419年的数目则在《太宗实录》的原始抄本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本作22 248 673石;另一本作22 428 673石。虽其第三位与第四位数字次序排列不同,两者都较前后各年之3 000万以上的数字相差极大。 图表一永乐年间 赋税粮数额 按:其实“赋税粮”系中央政府向各省府州县摊派之数额,理不应如此骤增骤减。学者考究之余,认为1419年之低额,应系抄写错误。其原始抄本即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可能由于档案上字迹模糊,而抄本的校对未精,更无话说。所以多数日本学者,在和田清博士领导下集体作《明史食货志译注》,须要引证1419年数字时,即径改前数为32 248 673石和田清等《明史食货志译注》,页145。,大刀阔斧地为之添入千万。 至于1407年的突然降低,则有事实上的根据。因为1405年及1406年,永乐曾三次下令开豁地主户绝的赋税,据计算影响的田地达7 345 097亩《太宗实录》,页0636,0689,0895~0896。。而所在地区全在长江以南,以富庶的府县占多,全国赋税因之降低5%,至为可能。 1407年下降之后,又逐渐上升。至1412年乃突破3 400万石的纪录,以后才稍稍下降。据考证乃由于明帝国此时征服安南,并交阯为中国行省之一。永乐并于1408年派黄福前往定赋《太宗实录》,页 1043。。以后或觉得所定太高,才修正于图表一所列。 可是上面的解释,仍不能阐明赋税实情。永乐年间数字,必须与明代全期数字一并研究,才得其真相。 永乐之赋税粮,继承于洪武数额。洪武开国未久,即于1381年酌定全国税粮为二千六百余万石。至1393年增至三千二百余万石《太祖实录》,(台北,1962影印本),提出赋税米数于次: 1381年:26 105 251石 1385年:20 889 617石 1390年:31 607 600石 1391 年:32 278 983石 1393年:32 789 800石 以上见《太祖实录》,页 2218,2673~2674,3078~3079,3166~3167,3370。何以数字有上开的变化,尚未获得确切的解释。,永乐间曾有数次调整诸如上述。其调整率仍不算过剧。在明代赋税粮额有最大的减削者,则为宣德帝朱瞻基。宣德年间明帝国内外交逼,征安南既骑虎难下,而南直隶各府县亦逋赋。苏州一府,赋额二百七十余万石,积逋至七百九十万石,近于三年额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611;《明史·周忱传》作八百万石。见《明史》1534212。。宣德既放弃交阯,又派周忱巡抚江南,作大量的减税,于是全国赋税由以前之三千二百余万石,减至两千七百万石左右。自兹之后,全朝代二百余年再未有剧烈的增减。如《大明会典》所列1502年为26 782 259石,1578年为26 638 412石《大明会典》;2512。是也。 然则此2 600万石或2 700万石数字,仍只有相对的价值,而无绝对的价值。因其既不能代表赋米入仓,为国家收入之数量;也不能代表税粮之缴纳,为人民担负之数量,明代税制,赋税粮应由付税人缴纳于指定之仓库。此仓库或为附近之仓库,或为几千里以外的仓库,因之计及运费及加耗“米一石”,实质上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其价值千差万别。有时也可以折布折银,其折换率不因时价而高低,而系由政府凭己意而增减,如原定税率过高,地方政府无力征收,则以低于时价的折换率折银。反面言之,如果政府拟局部增税,亦不必宣扬增税,只是将其折换率提高。中国官僚政府,行政上及经理上缺乏体系。此为一最大原因。如在司法独立之国家,决不容官僚上下其手。据笔者估计,16世纪末叶,江南苏州、松江一带,其赋税粮“米一石”,最轻者,值银026两,最重者值银191两,亦即最重者为最轻者73倍以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101。 而任意增高或降低折换率,亦不始自明朝,如《宋史》内所称:“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宋史》(中华书局1976标点本),1744213。参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页221。。可见这办法已行于宋代。因之行政及经理的统计,也多名不副实。

    此种现象可以认为官僚主义之作风者,则因为文官集团,有皇帝支持,自视其代表天意民心。只要行政设计为大局打算,对于纳税者个人,不负法律上的责任。而欧洲中世纪虽称“封建”,其座主及附庸之间,有合同关系(contractual relationship),这种物质条件,既有历史成例,不容一方片面更动;更不容以仁义道德的名目,作为更变的张本。两方如有争执,势必请法官及律师裁判,如此才能培养司法独立的传统,中国长期受官僚主义的垄断,可谓未曾经过这种阶段。 永乐之征收田赋,表面上照此三千余万石的数目作准则,其实征数量则必较此数目远甚。因为永乐派兵入安南,征漠北,又大兴土木,全面创建北京为帝都,令郑和率艨艟巨舰下西洋,更开凿徐州至临清间的大运河,不可能以洪武年间的用度作标准,亦不可能较宣德年间的用费,只有少量逾额也。即如其使用民夫,可为证鉴。洪武所定“均工夫”,农民应于农隙时应政府征召,做工三十天,工匠则于三年之内服役三个月《太祖实录》,页1060,1671;《大明会典》1891。。永乐于1406年将所有匠役全部延长为六个月,而1410年政府报告内亦即承认应召的匠役“逾年未归”《太宗实录》,页0836,1435。。《天下郡国利病书》称“自永乐北都,挽输道远,加耗滋多” 《天下郡国利病书》,611。。均可见其额外加征之耗巨。本文之旨趣,不在称叙其向民间勒索之多寡明代田赋收入见于官方账目者,一般均低。 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已详言之。一般所以称赋重者,乃赤贫者不得免税,无法推行累进税制。贫农无从借贷。经手人额外多征,则更在税率问题之外矣。,而系表明其税收施政,全由上级做主,对下级之权力,可以完全漠视。永乐一生经历,虽可以“君主专政”概述之,但其专政必须透过文官集团长久的习惯,有其思想及信仰上的根据。此种习惯及根据,则为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因其存在,自宋至明以至现代,国家之统计数字,因未经过独立的司法机关的“照磨”(这系明代名词,其字义不言而解)与留难,无确切的价值。 馈运北京粮馈运北京粮,亦称“漕米”,即系田赋征实内的米粮,经过海运或由大运河内漕运到达北京的数目。其记入《太宗实录》始于1409年。自此至1414年,其上下有限,每年在200万石至250万石之间。1415年之后,则波动较大。如1415 年超过600万石,1417年超过500万石,而1420年则不及100万石是也。 图表二永乐年间 馈运北京粮数额 此记录虽有数目上的上下,其正确性反而可靠。明代的粮运在1415年以前为海运,因之运数经过统筹,极易固定。1415年后经过新开凿的大运河行“支运”,也就是“接力运送”,以淮安、徐州、济宁及临清为接力站,各设米仓,以便囤集。于是“支者不必出当年之民纳,纳者不必供当年之军”《明史》,79,1916。。也就是供给与分配,不必在一年内两造对销,而可以在次年内交替。所以一年在途中囤集者多,则入北京者少,与其总运数无关。 1420年馈运数少,显系以前多年京仓囤集有余,而1421年元旦,永乐正式迁都于北京,其筹备须要大量的人力和船舶,以前一年馈运粮少,也是必然趋势。 今将1415年至1424年共十年的馈运数平均,则每年运数为三百二十余万石,此数亦与漕运历史符合。明代以田赋征实的米粮运北京,供给官员军匠,从二百万石左右逐渐增加,至1472年后固定为每年四百万石《明史》,79,1918。。上述平均每年三百余万石,是为逐渐增加中的一个阶段。 以上数字之比较可靠,因其会计制度有法律的监视。漕粮北运,由运军为之。自江南水次由纳税的县分交兑,至北京仓库缴纳销差,运军的总旗小旗责无旁贷,如有差失,此辈须卖儿鬻女筹款赔偿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这种立法,不近人情,令人发指。但是财政责任,反比一般官僚做事者分明,所以凡上级能确切加压力于下级时,其会计则可置信。 屯田子粒屯田子粒在《太宗实录》中有一直下降的趋势。自1403年之二千三百余石降至1424年之五百余石。在永乐之二十二年之内,只有三次次年之数超过前年之数;而只有一年,此超过之数目,数量尚为可观。而前后三次,每增之后又降,且降至以前更低之数额。 实录原文未叙明所称数目出自“军屯”或包括“民屯”。但是明代军屯,全是“一笔糊涂账”,则无可置疑。王毓铨先生作《明代的军屯》,还只轻描淡写地说出数目上有夸大之处《明代的军屯》,页217。。而实际上其夸大到难于置信的地步。图表三的每况愈下,即无法解释。何以永乐初年,子粒几与田赋等量齐观?何以后来会退缩数倍?如果以前有剩余,此剩余做何去处?以后如有减缩,又曾做何法补救?明代文献中不能寻出适当的解答。 图表三永乐年间 屯田子粒数额 此间应注意者,明代之军屯与民屯,始终无中枢之行政机构负责掌管。工部之屯田清吏司掌理柴炭名不副实。在国防边境之卫所,奉命利用所在可以耕种的田土是否可行,上级毫不闻问。在内地之卫所,所拨为军屯的田地,也不是集中于一处,而是此处数亩,彼处数亩,与民间田土,互相错综。《明史》所称每军受田五十亩,交纳子粒二十四石《明史》,771884。,只能代表中央设计者理想中的原则,与事实完全不符。《春明梦余录》指出四川省在明代初年称有屯田65 954 500亩,而当时军则只有14 822人,如全数屯田,则每军应耕田4 500亩矣孙承泽《春明梦余录》(香港影印古香斋袖珍本),。。其不足信可知。而这种谎报,迄明代未止。如嘉靖年间各边区仍有屯田子粒数,而户部尚书潘璜即奏称“十数年并无一处通关奏缴”徐孚远等编《皇明经世文编》(台北,1964影印本),19819。。庞尚鹏奉命清查军屯,其报告辽东情形,则称“兵荒相寻,尺藉消耗,耕作之业,率归舍余,屯军已尽废矣”。及其至大同,则称“或据册有数,而纳粮无人”。及其至甘肃,则称其经理为“操纵收缩,莫知端倪” 《皇明经世文编》,,24;3593;36010。。而官方统计,仍称屯粮收入每年370万石,其虚冒情形可知矣。 何以《太宗实录》内屯田子粒几成直线下降,只好猜测系当时上级冠冕堂皇地责成各部队屯田,自五军都督府至各卫所,不得不尽量报告,全部赴事,于是按照人数计屯田子粒。永乐既好大喜功,经常征集卫所员兵远征。每一差派,负责官员才有所借口,将子粒数剔除。这是我们暂时的结论。(除非更有新发现之资料提供新说法,并指出这猜测谬误外,目前情况不明,更无其他方法,足以解释此中奥妙。) 图表四永乐年间 征收盐引额数 征收盐引盐引数目,在永乐年间之初期,每年120万引增至中期之150万引,兹后即逐渐下降,至低于110万引。(1411年数目不见于实录。)但其伸缩,事实上尚为可能。当时除有少数“小引”外,标准大引,每引400斤,粗率计算可供成人40人一年之所需。如年产盐120万引至150万引,即可供6 000万人口一年之所需。此与当时官方报告之人口数,亦算相符。 永乐初期所得食盐,用于“开中”,亦即商人纳粮草于边军,边军的经理者给予 “仓钞”,商人凭仓钞赴盐场请领盐,但盐场又须经过南京户部给发“盐引”。盐引即为路票,无引食盐不得通行,亦不得售卖。虽其管制多端妨碍输运,明代中期之后食盐官卖之积弊丛生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有详细的记载。食盐公卖在;但是在会计制度上言,其账目经过多方核对,尚不易产生无中生有、本末颠倒的现象。 永乐年间,一部食盐,亦由政府直接卖并分配于民间。当时因纸币之称“宝钞”者,发行过多,希望“回笼”,亦以食盐兑换民间之宝钞。浙盐则用之支持征安南之军费。1418 年后统计显示盐引数额下降,想系由于以上诸项支出;而非制造之减少永乐期间食盐收入作为政府其他各项费用之事例甚多。见《太宗实录》,页 0176~0177,0249~0250,0280,0589,0590,0622~0623。。 图表五永乐年间 收入银两数额 收入银两银两收入数在《太宗实录》中表示初年逐渐上升,至1421年后则下降。但整个数字对国库收入,无重大影响。因其最高额只三十余万两。 永乐期间民间仍不得以金银交易。政府所得银,一部向云南边境土司征集,称为“差发银”,一部由政府开矿所得,谓之“闸办”。即根据矿工人数,责成管理者,应按预定之产额交银也。图表五所列或高或低,想系实情。政府银两收入后,用于制造首饰,铸作银柜嵌装重要文献,塑为银印,并携出海外采购珍宝,赏赐于外国贡使。宣德登极时,曾以白银一百万两,作为赏赐《宣宗实录》(台北,1964影印本),页0095。。总而言之,白银之用途,以仪礼为主,其经济意义至微。 图表六永乐年间 课钞数额 课钞《太宗实录》显示宝钞收入数在1412年有重大变化。前此各年,每年之收入罕有超过5 000万贯者。从兹之后,则每年均近于一亿。而1412年之收入亦为全记录中最低数额。 迄今此 1412年之突变,尚无法解释。但明初滥发纸币,为数令人骇然。笔者根据《太祖实录》中所列69项记载计算,1390年内洪武帝朱元璋曾以赏赐、赈灾、购买米麦名义发出使用宝钞达9 500万贯,而同年宝钞收入则仅20 382 990贯此69项记载见于《太祖实录》,页2981至3078之间。亦有一项记载跨越两页者,亦有两项记载见于一页者。页次过多不及缕举。收钞数见于《太祖实录》,页3079。。收支相抵,多发7 500万贯。当日官定价格,钞一贯值米一石,多发之数相当于两年半之田赋。其实此时市价米一石已售钞四贯,而上数亦等于半年田赋。一年如此,数十年情形可想而知。 永乐年间之通货膨胀,仍变本加厉。虽政府亦尽量使宝钞回笼,1404年广东之食盐官卖以宝钞为代价。1407年全年田赋之“夏税” 收宝钞。1413年后刑赎得付宝钞。而最重要者,则为1404年所订之“户口食盐钞”条例,希望以食盐分配于全国人口,而收钞作盐价《太宗实录》,页0509,0589~0590,和田清等《明史食货志译注》,页608。。但是以上多方措施,均无显著效验。食盐名为按口分配,而实际又拨作他用,以致民间虽缴纳户口食盐钞,而政府无盐周转,纳钞徒成一种人头税(head tax or poll tax)。 1425 年米一石实售宝钞四十贯至七十贯,依地区情形而定《宣宗实录》,页0175。。是以永乐末年政府虽年收钞近一亿,亦只值米二百万石左右。与国家支出比较,仍为数至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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