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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宗实录》中的年终统计(2) 放宽历史的视界

发布时间:2019-10-31 16:28编辑:小说浏览(198)

    纳马《太宗实录》内纳马数缺1407年数字,1419年数字记载错误,应照《校勘记》改正。图表七所载,其中除一次例外不计,所有数字近于直线式之上升。1403年只有马37 933匹,至1429年达1 736 618匹。 图表七永乐年间 纳马数额 笔者推测,此项数字,并非出于实际的统计,而系官方根据预定之繁殖率计算。实录所载1421年较1420年增 21%,1422年又增10%,1423年又增33%,1424年又增10%。如此循环不绝,事实上不可能,因当日官方民间均无法供应如此大量之繁殖也。(以上百分率均近整数,亦属可疑。)又即可能时,政府调查审核机构,亦不能将100万以上的马匹登记无误也。 按:明初马匹由进贡及购买之方式,取自朝鲜、辽东、云贵各地,永乐又向撒马克罕(Samarkand)等处收购。所得马除官方使用外,即“寄养”于民间。北直隶、河南、山东若干府县列为“养马地”。“五丁养马一匹,免其粮草之半”。即系减轻田赋,以作养马代价。凡种马倒死,“孳生不及数”,民间均须贴补《太宗实录》1667,《大明会典》,1516,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15世纪末叶事例:种马三年须生二驹。陆容作《菽园杂记》,自称于1477年奉命“印马”,所见马均孳生不如额,由养马民间,出资赔补陆容《菽园杂记》,18125~26。。永乐年间之马匹数量大概出自纸面计算,更可由继任洪熙帝朱高炽登极诏书之辞语揣得之。洪熙之与民更始,继位时宣称:“各处军民有因追赔孳生马匹,为官府所逼,不得已将男女妻妾典卖与人者,诏书到日,官府悉为赎还”《仁宗实录》,页0015。。其辞句以仁慈为怀,可以保全官僚主义之道德立场。但所谓悉为赎还,恐难于事实上办到。而且逼后则赎,赎后则逼,则在陆容书中见之。 在研究官僚主义的立场言,则此项统计数字,纯依上级之理想,强令下级照办。其逼迫过度之余,所记载数目恐难成为事实。朱棣为暴君,但谥为“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仍以宇宙间之至善至美,作其威权之背景。因文官集团除自称奉行仁义道德掌握自然法规外,不能自圆其说;是以引用思想上假设的成分,作为其行政工具。只是时日愈久,其不尽不实的程度愈积愈深。有如16世纪,各处卫所,名存实亡,有些单位的兵力,低于原额5%以下笔者,“Military Expenditures in 16th Century Ming China,”Oriens Extremus(Hamburg,Germany),17∶1/2,p40.。有此诸种弱点,朱明王朝只能在“非竞争性”的情况下存在。至17世纪此条件不能维持时,则人口1亿以上的帝国,竟无法抗拒人口100万而不及的满清。其远因俱在,亦不可以后人不肖,一朝腐化论之也。 以上《太宗实录》年终统计所列数字并非全部虚构,而更非全部属实。官僚主义施政之设计,端在“闭户造车”。实行之程度,视其向下级施用压力是否有效。虽其标榜之道德不足信,吾人亦不能指斥其用心设计,旨在背叛道德李老博士受英国历史学家Herbert Butterfield影响,觉得历史上重大的冲突,很难认为是一方的道德战胜对方。很可能的,其结果是综合两方之所长。见Grand Titration,p131笔者已摘要记入1578“Acknowledgments”。这篇文章李老博士于1944年作于滇缅公路途中。。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讨之余,认为中国之产生官僚主义,实因地理需要。中国因须治理黄河,大规模地赈济经常发生的水旱诸灾,防卫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在公元前3世纪即革除封建制度,构成政治上的统一。其去青铜器末期未远,以后相次须要维持统一,中央集权的程度,超过当日技术能力足可资支持的程度。于是即索性不顾技术,而以道德名义,强迫执行。才发生以上名实不符,体用背离的现象此理论见于李老博士与笔者合作之“The Nature of Chinese Society”,见上列28页注②。。 事实俱在,中国历史的发展,与欧洲近代史的展开迥异。中央集权既非封建特征,而中国之官僚主义,更不可能作为发育资本主义的背景资本主义之成为一种主义,亦有其思想上的根据。譬如Adam Smith,就觉得如让所有私人凭他们的经济利益打算,社会秩序反有条理,社会风气,也会臻荣向上。马克思虽不同意这种想法,却也承认资本主义的思想家有这种观念。这显然不能为中国官僚主义容纳。 过去二十多年来“资本主义”这一名词,也在中国滥用。甚至明代吏部尚书张瀚在《松窗梦语》内以寓言的姿态,叙其祖先由“神人”授银一锭,因之买机织布致富。王世懋在《二酉委谭摘钞》里埋怨景德镇制窑,“凿穿地脉”,都被写历史者收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例证。 1978年,笔者与李老博士商谈,觉得资本主义,必须以下三个条件,才能展开:私人关系的信用借款,广泛地通行,于是资金流通。产业所有人以聘请方式雇用经理,因之企业组织扩大,超过本人耳目足能监视的程度。技能上的支持因素,如交通通信等共同使用,才是企业之经济力量超过本身活动范围。以上以英文简述之,即Wide extension of credit,impersonal management,and pooling of service facilities。而三个条件,都须要有法律上的保障,因为其重点为“信用”。如果没这信用的功效,则其成为资本家,也是“小贩资本家”。我们如承认资本主义的展开是一种社会现象,则不能否认法制支持信用的功效。 马克思在《资本论》卷二,“资本主义的推销方式”用C-M-C公式,讲述资本家必以C(即商品commodity)换为M。如是川流不息中,公众制度授权于私人,让他无限制地发展。 所以讲来讲去,资本主义必须有法律上的保障,而立法能替资本家着想,则是整个国家政府已接受前述Adam Smith的思想。欧洲资本主义初行时,即是政府承认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这绝对性超过皇权,也超过传统的道德观念。 给资本主义作以上的定义,有两种意义:一即是显示以上与中国传统思想相去过远,中国传统社会无产生资本主义的可能。一即是认识资本主义的特征,避免对这名词作过于泛义的解释,以致因害怕资本主义之故,视一切经济的发展均为畏途。。因之李老博士及笔者均信今日中国之现代化,既不可墨守成规,也不能模仿西方。采取历史上的长处,仅可在局部;其重要关头,则在创造。 中国之具有创造能力,无可置疑。官僚主义虽为中国历史上及文化上的缺点,却也不能因之而抹杀中国历史上及文化上的长处。况且我们批判一种制度,也要着重其时间性。中国官僚制度,在明末之后和西欧社会的治理与设计比较,才显得相形见绌。但是在唐宋之前,于一个广大地区之下,造成统一的局面,首先做到“文治”的地步,也不是在历史上无一是处。我们今日批判官僚主义,针对其“空妄”(make-believe)的成分。因为这种想法在“了解”(亦即康德所谓verstand)上无中生有,淆乱黑白,是非不明,妄称技术上的缺陷为精神伟大。指责之余,却无意非论道德,或否认意志力(will power)之重要。(后者已与康德所谓“理解”vernunft接近。)如此才不会与李老的旨趣相违。 前已言之,李老博士是科学家,故能小处精细;但是他也是哲学家,所以觉得宇宙的渊博,足以包含尘世的矛盾。笔者研究明史多年,一切从小处着手,也带唯物观,平日作文以客观为主。在写完这篇带有技术性的文章后,破例效法李公风度,一方面遥祝其“寿比南山”,一方面胆敢作个人性、主观性、感激性的结论: 中国实行现代化时,必能摆脱官僚主义的遗风,不再以道德的名义掩饰科学技术之不及,因之顺利成功,足以促进全人类的富强康乐!

    李老博士所称“官僚主义”,非仅官僚作风。既称主义则必有思想上及信仰上的凭借。笔者根据李老著作及谈吐,综录这些思想上的因素,约有下列数端:官僚主义自视自然法规,业已被其网罗无余。如以“褒贬”写历史,作为千古定论,墨守“原始的假说”,即出于这种自满的成分。和古希腊思想家认为自然法规,须不断地研究,不断地发现,才能不断地展开,迥然不同。与中国君主制度不能分离。中国君主制度带有宗教色彩,和欧美的“政教分离”的宗旨不同。如群臣称皇帝的文书为“圣旨”,皇帝的面目为“天颜”,发言则为“玉音”。也就是假借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做人间组织的主宰。因之君臣务必合作,融和为一体。强有力的君主,以官僚为其工具;柔弱的君主,则成为群臣的工具而不能自拔。因其如此,文官组织的权威,才有道德的陪衬,官僚的措施,也不容辩驳,相当于自然法规。(以上万历与群臣不协,才成为朝代的危机,以致两败俱伤。)此种制度施行时,必借力于思想上假设的成分。例如十岁儿童的皇帝,被耆老重臣称为“君父”,在明朝亦不设摄政。皇帝为愚顽,群臣仍称之为睿智,皇帝为暴虐,群臣仍称之为慈爱。这也就是说:理想的至美至善,尽力使之可能,如真不可能时,则假设其为可能。有时宁可在实质上打折扣,而不放弃其形式。甚至以仪礼代替行政,以表面文章代替实质。这制度总以上级的理想为准则,不以下级实际情形为准则。如实施困难,则由上级向下级施加压力。因之其整个制度上不尽不实之处,通常经年累月,积滞于下端。其最需要发生作用的地方,反成为顶不实际的地方。有时整个制度因之崩坏。传统历史家,惯称这局势为“腐化”。其实所列举证据,多无关大局。有时所列者实为结果,而非原因。其主因则系本身机构设计欠周全,环境变化,上层无法继续以压力强迫其下级,掩饰其组织上不合理之处。基于以上条件,中国官僚主义有其独占性。因在思想上这种制度声称“天无二日”,亦即是自然法规的至美至善,不容第二者为表率。而其行政效率,也无力与较为合理的机构竞争。因其要保持其“非竞争性”(non-competitive)的立场,总是希望能闭关自守,如禁止人民出国,对外接触则以外夷进贡的方式管制都是见费正清John KFairbank,Trade and Diplomacy on the China Coast(Cambridge,Massachusetts,1953)。。甚至永乐帝朱棣,以遣派郑和下西洋闻名,早在1404年已经通令民间之海船,全部改造为平头船,以防止其泛海《太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498,参见《太宗实录》,页0149。,都不出这种闭关自守的姿态。也即是其心理上为内向(introvert)。 中国官僚主义在对付此际问题时,起先已产生两种弱点。其一是思想上带有宗教色彩,先有唯心趋向。其二则其理想行不通,不能在立法上针对下层实况改革。而自称“体”与“用”不同,承认不合体制为当然;亦即是姑息违法。今日中国仍有此现象的遗型,是为传统习惯作祟,与社会主义无关。 以上所述,抽象的辞句为多。必须举出例证,以实际情形阐述,才能得其真髓。笔者在阅读《明实录》时,发现《太宗实录》内年终统计数字,可以解释前说官僚主义的真相,并可以揭露统计数字在明代史料中的实际意义。和以上理论陪衬,尤足将李老博士的见解,广泛介绍于一般读者。 《明实录》为朱明王朝根据原始资料撰集。明朝十六个皇帝,除建文帝朱允炆,景泰帝朱祁钰,被后来继位的皇帝视为非法,无庙号也无实录外(他们朝中的事迹则附录于继任的实录中),最后的皇帝崇祯朱由检,身死国亡,也无实录。其他十三个皇帝,共产生了十三部实录,合称《明实录》。现在通行的台北版,共一百三十三册。如稍为留心地阅看,即需要两年半以上的时间。 实录的撰修人虽想保持前后一贯的作风,这事实上无法办到。除以上所综叙的官僚主义思想在这一百三十三册文献中表现无余外,各部实录叙事有详简,着眼也有差异。有如初期以极严峻的态度,组织其帝国,中期以后,行政多显捉襟见肘的状态,作史者概须自圆其说,即不能贯彻始终。 实录内引用行政上统计数字,也因官僚主义的关系,前后不一贯,取舍无定则。例如《太祖实录》列有1381年及1391年全国耕地的面积,当系造《黄册》时的统计数目。此后各朝实录,即未继续。又例如全国军屯在1487年至1504年间,所记载的屯粮,每年都不出2 700 000石左右。而1505年至1518年前后十四年,则每年都是1 040 158石。七位数字,毫无增减。自1519年后即或记或不记;至1571年后即不再记。而自1522年至1571年间前后五十年,每年数目都在3 700 000石上下;而1567年一年,则只有1 800 000石全部数字表列于王毓铨《明代的军屯》,页215~216。摘录于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其所记载含糊不明之处也很多。例如明代所铸铜钱,较各朝为少,较北宋为远甚。全汉升先生估计,全明铸钱“一共不过千把万贯”。本文作者估计只有八百万贯左右全汉升《中国经济史论丛》,页364。笔者《从〈三言〉看晚明商人》,《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学报》 7∶1,页135。现收入本书,见页1~32。。而《世宗实录》则称1533年皇帝“谕工部铸洪武至正德纪元九号钱,每号一百万锭,嘉靖纪元号一千万锭”《世宗实录》(台北,1965影印本),7063。。而《明史》及《大明会典》,又针对上文注释:“每锭五千文”《大明会典》(台北影印,1957年司礼监本),1949《明史》。。按1 000文为一贯,则上述共9 500万贯。亦即嘉靖帝朱厚熜一年一次之内,发令铸钱数量,超过以上估计朱明王朝276年前后所铸10倍以上。其不可能已经货币史专家彭信威先生指出《中国货币史》,页426,444。。笔者更可加注,如此浩大的铸钱,其成本则为当时北京现款收入20年的数量。而当日铸钱的厂局,也必扩充到100倍以上,成年工作,才能达到所述的数量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 然笔者作此文的目的,也不是劝说读者,将所有数字,全部视为具文。而是指出统计数字间表现其官僚作风之处,官僚作风追根到底则起源于官僚主义。因此证实李老博士所称有根据;而不是对前人所措施令人不如意之处,滥称其为“主义”了事。 朱棣于1402年取其侄朱允炆之帝位而代之。自1403年称永乐元年,至1424年去世,是为永乐二十二年。除最后一年之记录列于《仁宗实录》外,其他二十一年的年终数字统计见于《太宗实录》年终统计见《太宗实录》,页 0488,0637,0743,0898,1027,1149,1301,1426,1554,1651,1723,1812,1907,1974,2051,2117,2182,2244,2300,2363,2421,及《仁宗实录》(台北,1963影印本),页0193。。是《明实录》中形式上最为详尽,而形式上最为前后连贯的一套统计。兹将其中最重要的七项数字列表检讨如下,以追溯其来源与出典。 赋税粮《太宗实录》中最重要的数字,为“赋税粮”。其单位为“石”,米麦不分。永乐朝内,其记录通常保持在3 100万石至3 300万石之间。特别的例外为1407年,为数不及3 000万石,1412年超过3 400万石,1419年的数目则在《太宗实录》的原始抄本有两种不同的记载。一本作22 248 673石;另一本作22 428 673石。虽其第三位与第四位数字次序排列不同,两者都较前后各年之3 000万以上的数字相差极大。 图表一永乐年间 赋税粮数额 按:其实“赋税粮”系中央政府向各省府州县摊派之数额,理不应如此骤增骤减。学者考究之余,认为1419年之低额,应系抄写错误。其原始抄本即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可能由于档案上字迹模糊,而抄本的校对未精,更无话说。所以多数日本学者,在和田清博士领导下集体作《明史食货志译注》,须要引证1419年数字时,即径改前数为32 248 673石和田清等《明史食货志译注》,页145。,大刀阔斧地为之添入千万。 至于1407年的突然降低,则有事实上的根据。因为1405年及1406年,永乐曾三次下令开豁地主户绝的赋税,据计算影响的田地达7 345 097亩《太宗实录》,页0636,0689,0895~0896。。而所在地区全在长江以南,以富庶的府县占多,全国赋税因之降低5%,至为可能。 1407年下降之后,又逐渐上升。至1412年乃突破3 400万石的纪录,以后才稍稍下降。据考证乃由于明帝国此时征服安南,并交阯为中国行省之一。永乐并于1408年派黄福前往定赋《太宗实录》,页 1043。。以后或觉得所定太高,才修正于图表一所列。 可是上面的解释,仍不能阐明赋税实情。永乐年间数字,必须与明代全期数字一并研究,才得其真相。 永乐之赋税粮,继承于洪武数额。洪武开国未久,即于1381年酌定全国税粮为二千六百余万石。至1393年增至三千二百余万石《太祖实录》,(台北,1962影印本),提出赋税米数于次: 1381年:26 105 251石 1385年:20 889 617石 1390年:31 607 600石 1391 年:32 278 983石 1393年:32 789 800石 以上见《太祖实录》,页 2218,2673~2674,3078~3079,3166~3167,3370。何以数字有上开的变化,尚未获得确切的解释。,永乐间曾有数次调整诸如上述。其调整率仍不算过剧。在明代赋税粮额有最大的减削者,则为宣德帝朱瞻基。宣德年间明帝国内外交逼,征安南既骑虎难下,而南直隶各府县亦逋赋。苏州一府,赋额二百七十余万石,积逋至七百九十万石,近于三年额数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611;《明史·周忱传》作八百万石。见《明史》1534212。。宣德既放弃交阯,又派周忱巡抚江南,作大量的减税,于是全国赋税由以前之三千二百余万石,减至两千七百万石左右。自兹之后,全朝代二百余年再未有剧烈的增减。如《大明会典》所列1502年为26 782 259石,1578年为26 638 412石《大明会典》;2512。是也。 然则此2 600万石或2 700万石数字,仍只有相对的价值,而无绝对的价值。因其既不能代表赋米入仓,为国家收入之数量;也不能代表税粮之缴纳,为人民担负之数量,明代税制,赋税粮应由付税人缴纳于指定之仓库。此仓库或为附近之仓库,或为几千里以外的仓库,因之计及运费及加耗“米一石”,实质上因时不同,因地不同,其价值千差万别。有时也可以折布折银,其折换率不因时价而高低,而系由政府凭己意而增减,如原定税率过高,地方政府无力征收,则以低于时价的折换率折银。反面言之,如果政府拟局部增税,亦不必宣扬增税,只是将其折换率提高。中国官僚政府,行政上及经理上缺乏体系。此为一最大原因。如在司法独立之国家,决不容官僚上下其手。据笔者估计,16世纪末叶,江南苏州、松江一带,其赋税粮“米一石”,最轻者,值银026两,最重者值银191两,亦即最重者为最轻者73倍以上Taxation and Governmental Finance,p101。 而任意增高或降低折换率,亦不始自明朝,如《宋史》内所称:“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宋史》(中华书局1976标点本),1744213。参见李剑农《宋元明经济史稿》,页221。。可见这办法已行于宋代。因之行政及经理的统计,也多名不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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